上海人活得细、雅，哪怕小市民化也更精巧一些。上海人里若又出了个钢琴国际获奖者或美文作家或西菜大师等，我们会觉得很正常，甚至会说：上海嘛，本世纪初就“改革开放”了。但出了一个探险英雄、步行壮士余纯顺，就令人刮目了，或会问：他是上海人么？
北方出了个旅行大侠刘雨田，其探险记录（如只身徒步穿塔克拉玛干）暂无匹敌，那当然了，他是北方汉子嘛。让人想象不出的是，有洁癖，会说吴侬软语，文字很文学化，肤色较白的余纯顺，这个地道的上海男子，竟大肆书写了中国探险史上的一章，并殉职在欲刷新记录的探险之途。喔，上海人里也有不怕死的，真不容易呀，在勇气斗志方面，余纯顺也刷新了上海人的记录。
让上海人骄傲吧，跟上吧。
地域及地方史，对人的性格肯定有影响。影响是壳，余纯顺破壳而出，迈着北方人般的脚步，扛着一个“走遍中国”的重大信念，走出了上海的屋檐下。
余纯顺文学功底可以，就算他也热爱旅游或旅行，逛逛新蒙藏滇，读读文学精品，再动笔一本一本地出书，完全可以像有的上海人一样当一个旅游美文家或文化散文家嘛，然后买房置车，过上文化中产阶级高雅而惠美的日子。可余纯顺缺这根筋，或嫌这根筋小，他非要别辟一路，吃上海人受不了的苦，行上海人走不了的路。这让我们北方人也为他伸大姆指。
读余纯顺的《中华壮士行》，尤其是“走出阿里”那一章时，我有一种伴他步行的感觉，但惭愧、猥琐的是我。因为我也去过阿里的一些地方，也写过更多的藏区旅行笔记，但我不过是个小走而大写的二流文人，不过是个见危险就让、见便宜就上的小人。小人也有热爱英雄的权利，小人也能体会一些大境界以及宽广的人性，所以我读余纯顺的文字，就像拴着保险绳去探险，就像描着红模字模仿英雄路迹。
比如219国道（新藏公路）的霍尔（圣湖东北）至仲巴县这约350公里的路线，完全是废弃的公路，路边几乎没有人烟，且凶兽出没（棕熊、狼群、野牦牛）、冷河无桥、恶性传染病（鼠疫、狂犬症）时有流行，但余纯顺走过去了。泅渡急湍的冰雪融河，他两次差点没因疲惫和冰冷而被冲走；与五只藏獒（大型猛犬）搏斗时，他几乎坚持不住了；被醉酒的藏族人用刀多次刺来，又以沉默面对前来帮凶的人；这些生死关头的情节读来令人震颤，若在现场我多半会发傻发抖。余纯顺大气而无畏的精神，令旅行过阿里的人折服。
行走中，余纯顺加深了哲学。在无人区的大天大山之间，他望过星宿、望过神山、路过过不在史册的废墟或文明遗址，他说他相信在这次人类文明之前一定还有史前人类的文明。
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，他认为他得到的帮助都是天助，他在书里直言得到天助的人更应该善良待人。
他认为探险的成功，一半是勇气和智慧，一半是运气。
他欣赏一位老道士对他的夸奖：你走遍全国，这就等于是在大修道大练功呀。
如上所示，余纯顺的哲学观中绝对有务虚之处。常走在大天大地的荒野之人，喝风而餐日月，枕土盖云，即入一种自然状态，而思考大自然。自然是客观，自然是自由；客观看不过来，自由想不过来。于是，作为人这种小小又高级的动物，走一走，想一想，怎能不进入比唯物主义更宽泛的思索境界。
常人社会，会说“余纯顺、刘雨田有病”，弄摇滚的人便说他俩是摇滚的行为艺术。去掉一个最低（最俗）分、去掉一个最高分（艺术或哲学化），我仍觉得他俩把握住了：人的应该状态。
我个人倒更看重他俩分别的最高分。
余纯顺在“走出阿里”这章中，将地理路线信息做了具体指点（几乎是指正），如下：219国道，出狮泉河，至昆沙（噶尔昆沙），鲁玛大桥，那卓村，巴尔兵站（以上三处皆有食宿），然后过门士（煤矿、多四川人）前后的防疫站，岗仁波钦的转山大本营、神山下的“冈底斯宾馆”，巴噶区府，玛旁雍错，久贡巴寺，（可见纳木纳尼峰）兰嘎错即鬼湖，都坝村，普兰。从普兰返回“219”后（巴噶），向东计有：霍尔（沿公路，否则有沼泽），“大脚勃克”（夏季牧场），公珠错，公珠乡，雅江之源的马泉河，公珠乡东15公里处的两条大河，更深急的“侦察河”（季节性），霍尔巴，帕羊，之后便达仲巴县城，再轻松可至拉孜县西的“219”终点（与“318”接）。以上地理信息极为重要，老余目击而记，确可信。
《中华壮士行》也露出些上海人的小特色，比如什么“完美”、“洗脸刷牙”、“学英文”、“听广播”、“计算饮食”、“青菜或榨菜”等。读来挺可爱，也会笑一笑。“不以一晟掩大德”，老余绝对说得过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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